一、“苏报案”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研究

关于“苏报案”事件本身的研究见诸相关专著和学术论文中。香港学者周佳荣所著的《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将“苏报案”与晚清的时代背景进行关联，阐明了近代学潮和上海政治风潮的兴起与《苏报》的关系，重点关注《苏报》从主张维新保皇转变为革命排满并因此酿成法庭案件的始末，是迄今为止对“苏报案”的起因、经过、结果论述最为详细的研究。学界其他论著无论从史料还是观点上大体一致。

著作之外，学界涌现出许多专门研究“苏报案”的论文，其中，汤志钧的《一百年前的“苏报案”》被认为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文中对“苏报案”的起因、审讯过程以及邹容和章炳麟英勇无畏的表现娓娓道来。陈镐汶的《清末苏报案溯源》梳理了《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的关系，指出了“反康、排满、革命”是《苏报》与爱国社联结以后的三大主题，如此导致了“苏报案”的发生。王敏在挖掘新资料的基础上著有《苏报案研究》一书及《苏报案的审讯与判决》一文，将研究视角转向“苏报案”发生与审理的一些关键环节和细节，多角度分析“苏报案”的缘由，包括《苏报》宣传革命、清政府的立场、上海公共租借和列强的介入等，并全景式介绍“苏报案”的审讯与裁决过程以及有何种因素影响了这个过程，作者挖掘了英文《字林西报》公布的“苏报案”审讯记录和清政府外务部档案等最新的史料，因此这些问题的论述皆有据可循。石培华的《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有关“苏报案”的资料看“苏报案”的真实情况》借英租界工部局有关档案传达出英租界在处理该案件的态度、意见及所采取的措施，反映了租界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拒绝将章太炎交给清王朝，并由此揣摩租界当局的用意，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

二、“苏报案”的影响研究

“苏报案”之所以至今仍被研究者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周佳荣在其著作《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中指出“苏报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实为中国史上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就人民对清政府的尊严与外人对清政府之观瞻有莫大影响；其二，对出版事业及相关报人的影响；其三，作为清末政治思潮中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于其后革命运动的进行起了极大的作用。汤志钧也认为“苏报案”的发生以及邹、章两人的狱中斗争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有一章《鼓吹革命之健者》也肯定了“苏报案”对鼓吹革命的积极作用。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介绍到该案时，直言清政府是这场官司中畏头畏尾的失败者，“它一手炮制的‘苏报案’，不仅没能抑制革命宣传活动，反而促进了革命报刊在国内的发展。”

蔡斐的博士论文《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着眼于“苏报案”对清末司法转型的意义，阐释了类似于“苏报案”这样的个案的既在映射司法现实，也照亮了司法和正义的未来。《苏报案百年祭》全景展现了“苏报案”始末，指出该案第一次为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法治的理念，法治精神自此后得以流传。周纯亚的《小众政治与大众传媒——试论“苏报案”在辛亥革命思想传播上的分界意义》将“苏报案”置于辛亥革命宣传动员的大背景中，从大众传媒与政治的结合中考察“苏报案”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影响，指出“苏报案”的发生间接预示了辛亥革命只能算是一场小众政治运动，它使得革命的思想宣传和对大众传媒的利用彻底地宣告失败。

三、中外媒体对“苏报案”的建构研究

报纸的介入使得“苏报案”一度成为国际热议的话题，但中外报纸的态度和评论的偏向存在一些差别。《建构与意义赋予：苏报案研究》对大众传媒如何看待“苏报案”做了详细入微的分析。《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华字日报》《国民日日报》等中文报纸皆就此案件做出新闻报道和评论，对中国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又因各家报纸的政治立场不一使其观点有别，可见当时媒介环境之复杂。同时整理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外文报纸对“苏报案”赋予的意义，为我们对国外媒体所持的新闻理念以及苏报案本身的深入了解提供了便利。

四、“苏报案”相关人物研究

历史对于人物的评价难免有失偏颇，而随着史料的挖掘得以完善，后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人和事，会更加客观和全面。《蔡元培与“苏报案”》以蔡元培的活动为主线，厘清了一个史实，即在“苏报案”发生时，蔡元培并非望风潜逃，而是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内部纠纷才愤然离职，赴青岛学习德文。《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也是为人物正名、求历史公正之作，通过细密考证，还原历史的真实，得出章指吴告密纯系诬指的结论，使相沿甚久的吴稚晖告密之说得到推翻。《袁树勋与“苏报案”》是以袁树勋处理苏报案为中心，扼杀《苏报》、镇压革命志士是袁树勋遭受国人贬之谪之的因由，而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主张维新、反对列强，体现了一位封建爱国人士复杂的一生。这些文章为人们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