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社会的注意力仍大量集中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上，我国发挥制度优势，严防死守，把生命安全和健康摆在第一位，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但全球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防控将成为常态化状态。而且，非新冠肺炎如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民群众生命威胁并没有减弱，一方面，伴有严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者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病死率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在疫情爆发阶段，疫情中的感染风险和疫情防控的医疗资源调集和挤兑，导致常规医疗功能减弱，引发主要慢性非传染病的病死率增加，产生“次生灾害”。后疫情时代，若要更加有效的控制疫情对国民健康和社会活动的严重干扰，减少次生灾害，需要以“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协调发展，多学科专业统筹配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1 全健康概念的起源及阐述

“One health”是一种多学科交流和协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食物安全及生态环境的新理念与实践策略，其需要在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方面协同作用，最终达到更优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公众健康效果[1]，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人畜共患病控制、食品安全、抗生素耐药性应对、生态环境等。尽管“one health”是个新名词，但其理念已很早被国际社会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曾提出的“公共健康依赖于清洁的环境”。19世纪中期，德国医师及病理学家Rudolf Virchow认为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间存在联系并提出了“人畜共患病”名词，进入21世纪后，科学家们更注意到人类疾病和动物疾病相似性，2003年William Karesh认为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健康不能割裂讨论，提出“one health”名词[1]。近期，国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陈国强院士提出将“one health”翻译为“全健康”[2]，建议整合完善与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切实贯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思想，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2 法医学科对“全健康”社会治理的作用

2.1 新冠疫情期间法医学科的作用

在武汉新冠肺炎爆发、社会恐慌之际，2020年2月16日我国法医学者刘良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实施了COVID-19死亡全球第一例系统法医尸检[3]，2月份病理学者卞修武院士团队[4]也报道了3例新冠肺炎死亡后多部位微创穿刺的病理发现。此后这些发现写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5]，对临床诊疗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初美国法医学者也报道了2例系统解剖案例[6]，5月初德国法医学者回顾研究了新冠肺炎期间系统尸检案例[7]，发现COVID-19血栓发生率高，而且疫情期间部分患者死亡原因不是COVID-19，对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和疾病与健康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团队也在武汉“封城”及整个疫情期间接受各地公安或疫情防控指挥部委托开展了10余例尸体解剖，为各地科学的解决疫情相关的社会稳定和治理问题发挥了作用。法医和病理学者在直接暴露于病毒“暴风眼”、传染风险极大、尸检条件尚不完备情况下，勇于担当，积极承担尸检任务，寻找病理和病因机制，尸检病理学发现，逐步完善了的COVID-19的认识，协助病情判断和治疗，为此类影响全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的诊疗提供了第一手重要依据和资料。同时法医学者通过尸体解剖，探究病毒在体内的分布情况，也对疫情期间“复阳”问题的原因判断和粪口传播问题给以有价值的分析，解除了民众的困惑和恐慌，稳定社会抗疫进程。

2.2 法医学科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作用

我国绝大多数尸体解剖由法医完成，包括刑事案件、涉及赔偿的民事案件、重大灾害事故、交通事故、医疗纠纷、职业病相关的死亡、吸毒相关的死亡及不明原因的死亡等[8]。这些尸检资料和样本材料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其他生命科学研究、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随着人类活动的多元化扩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各类新发、未知疾病的不断出现，在环境改变相关疾病（环境法医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法医学尸检研究是填补医学研究空缺的重要手段，从全健康社会治理（包括公共卫生、公众健康、环境健康等）的角度，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法医学科的作用。

猝死的原因、机制和预防始终是医学重要问题，法医病理学家对不明原因猝死机制、分子遗传学研究始终处于各类医学的领跑和前沿，为猝死的预防和健康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9]。